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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研究历史,醉心探讨红学,痴心创作小说。已出版《神魔蚩尤》、《狂狷上不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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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狱底的摩罗  

2009-07-18 19:57:4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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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疑是个厚脸皮的刁民,能在嘈杂的公共场合叫众人都安静下来听我为一个女孩子朗诵情诗;敢对封锁道路、警车开道、大肆扰民的某中央首脑竖起中指。但是,读完摩罗的新书《我的故乡在天堂》,决定写篇书评时,我却感到脸红,假如他就在眼前,我会不敢直视他。
  不敢直视摩罗,不是因为崇拜他,甚至有时会希望这人并不存在。可是他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而且还在咀嚼着他内心的耻辱,在痛苦地追问、挣扎着探寻。而这些耻辱也是我们所共通的,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也不敢去追问,更无勇气去探寻。于是,当摩罗咀嚼着这些耻辱与我们擦肩而过,他那忧郁的眼神刺痛了我们的心灵,他那轻微的叹息声在我们大脑中挥之不去,让我们的耻辱更加耻辱。
  其实摩罗所咀嚼的这些耻辱大多数人并不认同,摩罗所视为耻辱的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理所当然的。特别是在一面“适者生存”的大旗下,越有生活经验,我们便越理直气壮。
  比如摩罗在《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一文中所论述的那种从势者的心态,其实这些心态并不局限于知识分子,而是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在长期恶劣的环境下,那些原本没有包括在内的,不是蔫了,就是坏了,不是疯了,就是死了。也正因如此,摩罗将此视为耻辱,并自我咀嚼和忏悔。这一点也正是摩罗与鲁迅先生等精神界的斗士所不同的地方。
  鲁迅先生在小说中的精神境界与写杂文时的境界其实有所不同,而鲁迅先生的杂文其实对后来的精神斗士们影响更深,比如鲁迅先生写杂文常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也不宽恕”等角度和心态。虽然鲁迅先生强调“立人”,但是在杂文中所使用的主要是“破”,就像一个挥舞着“独孤九剑”的侠客,不断地使用“破奸式”、“破奴式”等“破”东“破”西,虽然最后该“破”的他都“破”过了。但是结果让他很失望,感觉自己只是向黑暗捣乱而已。他本身所蕴含的一些最宝贵的精神元素,如忏悔和慈悲等,虽然在小说中有所表露,但是在影响人们最深的那些杂文中,却被淡化了。
  于是他的“破”字诀被许多人模仿,而那些宝贵的精神元素却未能继承。比如文革中许多人就将鲁迅先生的“破”字诀用得炉火纯青。
  需要说明的是,忏悔不是哭哭啼啼地悔恨过失,也不是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而是一种将自己与芸芸众生的苦难和过失视为同根同源的怜悯和悲悯。而慈悲不光是一种与众生同难的情怀,更应该是一种与众生同罪的自我忏悔。

                 
  

                 
  摩罗在《诗人怎样度过茫茫雪夜》一文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有如此想法?对我们而言,这想法确实有些怪异。
  让我们再听下蜘蛛侠的一句经典台词吧:“权利越大,责任越大。”
  听了这位侠客的台词后,我们就不难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侠客更加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他承受苦难时,他不自怜,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将自己承受苦难视为一种权利,他觉得拥有这种“权利”,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应该为这些苦难发出应有的声音,哪怕这些声音最终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同在苦难中的人们得到心灵的抚慰,平静地度过茫茫雪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不安,是一种将自己与芸芸众生的苦难和过失视为同根同源的不安,是一种悲天悯人的不安,是一种大慈大悲的不安。
  那么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责任和不安后,我们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具体作些怎样的事情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呐喊?“一个也不宽恕”地抗争?
  一九八九年那场运动过后,有人曾说:“其实中国从来不缺少激情,不缺少抗争。”想想似乎确实如此,比如几千年来各种农民起义几乎就从未中断,几年前离我所在地不远的江西省丰城市便有六个村的农民发生暴动,攻打了乡政府,如在冷兵器时代,这也许就能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近百年来各种学潮也是层出不穷。
  然而这些呐喊和抗争就算成功了,其结果会如何呢?
  几千年来,我们一个也不宽恕,我们以暴制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当革命者们推翻压迫自己的大山,同时自己却成为了压迫别人的大山,革命者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摇身一变,竟然会成为自己曾经誓死要打倒的对象。我们一次次地高声欢呼:“我们从此站起来了。”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一部分站起来了,又去奴化别人,大部分人站起来了,又甘愿被新的人奴化。
  于是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会周期性发病。也正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怎么会这样呢?呐喊和抗争应该没有错,我们透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就能看到一种“反抗哲学”和同情暴力革命的态度。怎么会“走火入魔”呢?
  熟知鲁迅思想的人对此有着睿智的理解,那就是我们这些抗争者骨子里还充满奴性,我们的抗争不是反对存在“主奴关系”的体制,而是不甘于自己为奴,或是因为连做一个奴才的权利都丧失了。所以我们抗争的只是为了当奴役别人的“主人”,我们的呐喊就像《红楼梦》中焦大那样,想做一个模仿奴才的呐喊。
  这些奴性渗透在我们骨髓里,哪怕我们有所觉悟,知道什么叫自由民主,能将“以人权为核心、宪政为途径”演说得天花乱坠,但是这种奴性却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借尸还魂。
  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奴性,或许不是因为我们缺乏金刚怒目,而是缺少菩萨低眉。缺少与众生同根同源的意识,缺少与众生同难、与众生同罪的慈悲。
  与众生同难我们能理解,与众生同罪,我们可能就不愿意了,特别是面对那些强势的、我们想打倒的“罪人”。哪怕是鲁迅先生可能也是不愿意的。
  比如另一个让我敬重的学者钱理群先生有一篇名为《<野草集>的哲学》的讲演,其中探讨了鲁迅先生的这本小说集,谈到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无物之阵就是你要做一件事,分明感觉到敌人(反对者、阻力)的存在,却摸不着,抓不住,无从和它对垒交战,但你终是失败者,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鬼打墙。人走在旷野上,明明看见鬼,一拳打过去,却扑了个空。鬼又在另一面出现,再出击,仍然扑空。鲁迅先生曾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中国人办事之难,就难在到处都是无物之阵。”
  通过钱理群先生分析,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无物之阵”是敌人(反对者)的策略、手段。鲁迅先生也意识到在这种“无物之阵”中,自己可能死于慈母或爱人误入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细菌并无恶意的侵入。
  鲁迅先生虽然睿智,但是他的“敌人意识”太强,将“无物之阵”归罪于敌人,虽然意识到亲朋好友也会成为这种阻力,但是他却将自己排除在外,仿佛无奈地在唱:“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鲁迅先生一个也不宽恕,不断与“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们横眉冷对,甚至认为这些人欺世盗名,自己是拿着投枪的战士,情愿被人视为“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仍义无反顾地举起投枪。
  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无物之阵之所以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是因为我们眼中只有敌人,看不见自己那颗还不够慈悲的心;
  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亲人与战友之所以也会成为阻力,那些敌人之所以会有“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等外衣,是因为我们大家在以暴制暴的同时,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同时,在认为只要我们是带领众人走向天堂,途中为此就可以不择手段,做出任何牺牲的同时,恶也滋生在我们心里;
  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那些“恶人”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善人”的折射,那些黑暗其实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包括受难者在内的所有人)心灵的投影;
  不知投枪的战士是否有想过,我们其实都是“罪人”。

                 
  三

                 
  几天前,一个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向我讲述了她被打劫的事情。当时,一名壮汉用棍棒狠狠地敲打了她,使用暴力要挟她拿出钱来。她将身上所有钱给了那人。原本事情应该就此结束,谁知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想做修女的基督徒,虽然对方打劫了她的钱财,虽然头部还因对方的敲打而鼓起一个大包,但是她却还怜悯地问对方:“你还要别的帮助吗?”那人一愣,然后表情不再那么凶恶,只是不平地说:“当然需要帮助,不然我为什么要打劫?”说完,他还了那朋友几元钱。朋友说:“你全部拿走吧!如果你另外还要帮忙,我愿意帮助你。”那人愣愣地看着这个弱女子,表情开始复杂,最后将所有钱都还给了她,并道歉,还忏悔自己不该来打劫。
  当我听到朋友的叙述,第一个反应竟然是说:“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国内发生。”现在我开始为这话内疚,觉得自己可耻。不是因为自己对同胞的怀疑,而是自己太世俗,没有一颗慈悲的心。
  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与众生同根同源,应该将别人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别人在犯罪,也应该视为自己也在犯罪。我们要怜悯受难者,也要与罪人同罪。
  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曾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以前我看到这句话,总是理解所谓“狱底的游魂”是那些无辜的苦难者,现在才明白,这些游魂除了那些无辜的苦难者外,应该还包括真正因罪恶而下地狱者。
  面对戴布兹这种伟大的人格,我感到羞愧,感到耻辱,也更加能理解摩罗那种咀嚼耻辱的必要性。
  我们或许会为那个被劫的朋友所感动,或许会被戴布兹的人格所震撼。但是我们只要一回到现实中,就不会真像戴布兹说的那样做,会非常无奈地觉得那样有些迂腐。我们更不会对劫匪说:“你还要别的帮助吗?”觉得这样的话,使事情更有可能走向坏的结果,变得滑稽可笑。
  摩罗先生在《发现人盲》一文中评论了狄马的作品,说狄马有两个发现,其中一个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文中结合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例子进一步分析了这个发现。
  许多人会像狄马怀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一伟大思想资源一样,也怀疑被劫时说:“你还要别的帮助吗?”是否具有实效性。特别是从小就学过《农夫和蛇》这一则寓言的我们。
  其实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基督徒的忏悔,缺乏佛教徒的慈悲,只有世俗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农夫和蛇》的所谓寓意还被广泛认同,让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像一位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让我们不得不接受黑格尔所指出的耻辱。
  然而我们就算认清这一点,明白金刚怒目是不得已而为之,菩萨低眉才会有希望的未来。但是我们的肉身只要还在残酷的现实中,我们当中大部分优秀的觉醒者还是只能做鲁迅旗下的精神斗士。我们似乎只能继续呐喊;我们不得不继续一个也不宽恕;我们虽然认可马丁·路德·金,但是只能在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时兴奋一下,当听到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宽恕白人。”现实的我们就只能会心一笑;我们也将甘地视为圣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疑问,假如甘地面对的不是英国人,面对的是二战中全面侵华的日本人,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是否就失效了?变得软弱愚昧、滑稽可笑了呢?
  想到这些,我仿佛听到摩罗立即发出了一声怒吼,他在抗议我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他在抗议我因为一时的现实,而怀疑那些伟大的精神资源。
  我们确实不应该怀疑这些伟大的精神资源,但是通过摩罗的书,通过狄马的发现,当我意识到马丁·路德·金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反抗运动是何其幸运时。我忍不住气得浑身直抖,狠狠地说了句:“几千年来,我们中国的苦难者面对的怎么都是一些不要脸的无赖?”
  说完,我又意识到自己的罪,感到更加的耻辱。
  正因如此,当与众生同根同源的意识在我大脑中越清晰,当与众生同难、与众生同罪的慈悲在我心中发芽。我就越不敢面对摩罗,因为我害怕自己承担不起耻辱。
                 

      
                 
  耻辱,是你明明知道真理所在,却无能为力。
  耻辱,是你的心已经接近天堂,肉身却在地狱。
  摩罗触摸到天堂,却情愿将身心都放逐于地狱。
  摩罗咀嚼着耻辱,所以认清了高尚。
  我们绝大部分人或许永远不会都变得那么高尚,我们也不能强求别人都那么高尚,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放弃对高尚的崇尚。
  我们应该在吴刚伐木的月宫里领悟浪漫;我们应该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放声歌唱。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凌点至天明
       作于死火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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